中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如何演进？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当今世界处于什么时代？
技术，是改变人类经济千年停滞的根本动力。技术冲击带来经济波动与社会变迁。不过，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严重地打击了我们对经济未来的预测。
从经济周期来看，人类如今已进入第四轮技术扩散的底部。信息革命日益衰减，技术扩散红利逐渐消失，各国试图以货币刺激以拒绝经济陷入低增长。怎知，世界正在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在理性预期泡沫的时代，我们将面临什么？
本文利用美国传播理论家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试图剖析技术创新与金融危机、经济周期的关系，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透视人类经济演进之路，审视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预测未来。
本文为“低增长之谜”系列（《低增长之谜 |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第二篇。
本文逻辑：
一、千年停滞：人类社会如何起航？
二、百年崛起：大国经济如何兴起？
三、未来世界：金融罹患如何破除？
（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约25分钟，请耐心阅读，亦可先分享或收藏）
01
千年停滞
人类社会如何起航？
在人类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济长期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
这被称为“低增长之谜”，或叫千年停滞。
这段历史时期，经济波动来自数量型增长或衰落，主要是人口数量的增减。
在纪元第一个千年里，世界人口只增加了六分之一，世界人均收入还有所下降。公元33-258年罗马、埃及的人均寿命只有24岁，每1000个婴儿就有329个夭折。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人均寿命还停留在24岁。
这时，人类反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当社会稳定、农业丰收时，人口快速增加；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出现饥荒、瘟疫及战乱，进而人口数量下降；瘟疫过后，战乱平息后，人口又开始增长。如此，反复循环。
直到地理大发现，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才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彻底告别“千年停滞”。
地理大发现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人均GDP才有所增长。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欧人均GDP呈直线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均GDP直线拉升。
从千年停滞到急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跨越。人类的经济增长从原来的数量型增长，转向技术驱动的效率型增长。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是存量厮杀、零和博弈，而效率型增长为人类带来经济增量与正循环。（详见《低增长之谜 |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不过，在18世纪，当时的经济学家都对财富突然暴增感到困惑。毕竟千年以来，经济停滞是正常的，增长反而是反常现象。虽然工业革命就在身边爆发，英国经济学家也极少意识到技术这一底层的推动力。
在重商主义时代，约翰·海尔斯视金银为财富；托马斯·孟认为贸易盈余带来财富，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贸易增加。后来，休谟、斯密将孟的贸易经济发展到了商品经济，关注生产、劳动与分工，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将经济增长归结为市场交换。
工业革命之后，西欧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死亡率逐渐下降，出生率增加，人均寿命持续延长。这时，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量，容易掩盖技术创新驱动的效率型增长。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因忽视技术而陷入误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指出这一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意识到，欧洲大陆粮食增加及人均寿命延长来自农业技术创新。
作为古典主义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意识到技术革命的发生。他将工业制成品成本及价格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
穆勒认为，“对抗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在于发明与创新，包括改进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改良税收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对“富裕的有闲阶级”进行“更加可靠的指导”。
不过，穆勒与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将技术视为一种不可控的外生变量。他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口及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
如此，穆勒与技术增长理论擦肩而过。经济学家熊彼特批评道：穆勒没有真正把握身边真正发生的、多方面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革命。
在经济学历史上，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经历了极为漫长的过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现“索洛残余”、舒尔茨发现人力资本后，罗默、卢卡斯等一批青年才俊才洞悉其真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难以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因子。
从千年停滞到急速增长，根本上就是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变迁。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科学思维，掌握了技术创新及制度建设的路径。
这一切的变化来自人的大脑的变化，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哈耶克等学者主张主观价值论，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人类的主观创造（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破解，人类将一直生活在技术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触摸到了本质，他透过市场分工发现，增长来自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及利用（《和谐经济论》，巴斯夏）。熊彼特则综合奥派和新古典的思想，第一次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创造了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这一过程的动力，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2】
若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的曲线放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即可呈现：繁荣、衰退、萧条、复苏。
这是一条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轨迹。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揭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为55年，即当一重大的新技术引入55年后，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递减直至恢复到之前的低水平。【3】
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若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我们先经历55年的中高增长，然后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所以，技术创新浪潮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浪形态。人类经济是在技术浪潮之上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浪潮之下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原理是：改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技术革新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进而继续递减），实现规模经济递增。
熊彼特指出，每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其中，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
其中，基钦周期为短周期（40个月），受心理驱动以及粮食周期影响；朱格拉周期是中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是中长周期（15-25年），主要受投资及地产的驱动。
熊彼特周期、康波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是长周期（50年左右），都是基于技术冲击波，符合技术冲击理论。
结合熊彼特周期和康波周期，我们将近代经济增长划分为以下几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从1787年到1842年（55年），以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的发明及使用和纺织工业为标志；
第二个周期：从1842年到1896年（54年），以钢铁技术及铁路运输工业为标志；
第三个周期：从1896年到1946年（50年），以电力、内燃机、石化技术的应用以及汽车工业为标志；
第四个周期：从1946年到2008年（62年），以航空航天、核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及信息产业为标志。
这个周期比较长，严格上算是两个周期叠加。二战后，军用技术民用化，航空航天、核能等技术应用，推动了战后经济持续景气。
但这轮增长在1960年代末逐渐乏力，1970年代欧美世界爆发十年左右的滞胀危机。
1983年开始，经济逐渐复苏，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开始发力，90年代互联网接力，世界经济延续了增长势头，直到2008年被金融危机终结。
可见，技术浪潮与经济周期高度契合，但技术到底是如何推动经济波浪式增长的？
02
百年崛起
大国经济如何崛起？
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技术演进遵循自然科学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增长，乃至人类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性，则来自技术革新。
捕捉技术创新的规律极为困难，不过技术扩散的规律是可捕捉的。
所以，罗杰斯根据创新的接受程度，将受众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五大类，他们分别对应的采用率为2.5%、13.5%、34%、34%、16%，呈现正态分布。
采用率可以用市场占有率、市场饱和度来表示。比如，家庭电动汽车保有率表示电动汽车在家庭消费领域的创新扩散程度。
技术扩散比技术创新更加直接地反应在经济周期上，更有利于我们预测经济走向。比如，在第三个经济周期时，内燃机车被早期大众接受时，汽车工业进入飞速发展期，家庭汽车保有量快速提高。
过去三十年，中国家庭汽车保有量快速提升，如今千人保有量达170台。不过这一数据，只相当于美国1927年的水平，只有美国现在的五分之一左右（千人保有量为837台）。
若将创新接受程度（市场占有率）累积起来，罗杰斯给我们展现了一条S型曲线，这就是创新扩散S曲线。
熊彼特认为，技术扩散与技术创新一样是非均衡的，充满不确定性。但是，罗杰斯从传播学的角度捕捉到了技术扩散的S型规律。技术扩散比技术创新更直观地反应技术对经济的冲击。技术扩散S曲线，决定了经济增长呈现波浪式演进。
技术发明到产品创新，再到产品量产及大规模普及，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198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提出了“技术范式-技术轨迹”理论，论述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技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遵循经济规律，技术与经济之间交集具体表现在技术成熟度与规模经济的耦合上。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是开发、引进、推广技术的关键考量。
以汽车为例。电动车与汽油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都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动车还要早一点。早在1863年，比利时人Étienne Lenoir就发明了氢能源汽车，比奔驰汽油车早25年。之后，电力技术向工业领域普及，但是电动汽车至今都没有普及。主要原因就是电池技术成熟度不够，未能引发规模经济效应。
我们再来看看内燃机车。1860年，法国人勒努瓦模仿蒸汽机的结构，设计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煤气机。这台煤气机车的热效率只有4%左右。
1883年，德国人戴姆勒创制了第一台立式汽油机。1888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第一台可以上路的汽油车。1897年，德国工程师狄塞尔研制了第一台压缩点火式内燃机（柴油机）。这台柴油机将热效率提升到26%，这就是著名的狄塞尔引擎。
狄塞尔引擎刺激了整个动力工业的神经。戴姆勒、迈巴赫、本茨都逐渐建立了汽油车制造厂。
但是，具备以上条件还是不够，因为当时的内燃机车成本依然很高——汽车售价高、油费贵、维修成本高。（详见《百年能源革命史 | 新能源汽车何去何从？》）
内燃机车大规模应用还依赖于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福特发明汽车制造流水线。
戴姆勒、迈巴赫也在1889年开始制造汽油车，但当时的售价高达2000-4000美元一台，销量有限。1913年，福特汽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极大地提升了造车效率，造车成本大幅度下降。福特T型车最初售价为825美元一台，相当于当时美国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
老福特的口号是“制造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到1927年停产时，福特T型车一共生产了1500万辆，价格降低到260美元一台。当时，美国普通工人半年收入可买一辆汽车，汽车保有量已达到今天中国的水平。
二是大油田的发现，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汽油车成本快速下跌，内燃机开始大规模推广到工业领域。
三是欧美国家逐渐形成了公路网络，汽油车的续航能力优势展现出来，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提升，同时公路网络降低了维修成本。
所以，技术扩散往往是经济系统协同的结果。当然，罗杰斯承认，并不是所有技术都百分之百被市场所接受，但这并不影响技术扩散的S型轨迹。美国汽车扩散势头曾受二战中断，但随着经济复兴，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最终达到饱和，呈现S型曲线。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扩散S型曲线，与经济增长的波浪线相结合。
每当基础性创新大规模扩散时，全球经济进入景气周期。如1787年后，英国蒸汽机开始大规模应用到纺织工业领域，纺织业产能大幅度扩张，经济迎来第一个景气周期。
每当基础性创新被广泛接受，技术红利消失，而新的基础性创新又未被市场认可，这时经济便进入衰退周期。如1837年开始，英国棉纺织市场饱和，产能严重过剩，爆发多次过剩性危机。
一旦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周期，企业便开始缩减产能，减少投资，关闭工厂，解雇工人，降低价格去库存。同时，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可能破产。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想办法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市场与需求。新的技术扩散曲线，促使经济逐渐复苏，再次迎来景气周期。
如此循环，一条条技术扩散曲线与经济增长曲线高度契合。
在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电视、飞机、石化、核能、高分子、航空运输等技术扩散，推动二战后世界经济复兴。20世纪，美国消费家电的家庭保有量图谱，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家电技术的扩散轨迹。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扩散对他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罗杰斯认为，技术扩散的过程包括知晓、劝服、决策、证实四个环节。从信息特质角度，技术等知识具有外部性和可习得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技术扩散更多来自交换。
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与模仿，以及全球化的市场交易，加速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历史上，每一次全球产业大转移，都会诞生一批重要制造业及外贸出口国。美国、德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扩散的受益者。美国、德国属于后发国家，从英国学习、模仿、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及工厂管理。美国、德国日后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之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纺织、铁路、电力、汽车、钢铁、石化等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这次技术扩散的受益者。
二战后，日德推倒重来。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及技术向日本、德国转移，促使日本、德国经济快速复苏，日本制造、德国制造获得发展先机。
到了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德国国内产业饱和，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向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转移。
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以及高耗能产业，向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转移。
受益于全球化技术红利，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八九十年代快速兴起。不过，亚洲经济的良好势头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结。
千禧年后，中国成为这一次产业大转移及技术扩散的最大获益者，成就了“中国制造”。
过去四十年，中国借助全球化大潮在广泛地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
欧美的纺织、钢铁、机电、家电、汽车、电子、计算机等通用性技术、流水线，以及金融、银行、股票、治疗、企业、基础科学等一系列知识及制度，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引入中国。全球化技术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动力。
日本学者根据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以上产业转移概括为“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依次向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内地转移。如今，这一雁行迁移的图景继续延伸，产业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详见《全球产业链重组 | 越南，有机会吗？》）
技术扩散的全球轨迹，便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现实路径，也是大国经济兴起的内在逻辑。
03
未来世界
金融罹患如何破除？
当技术扩散红利消失，基础性创新进入低谷期，世界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当基础性技术红利消失，经济逐渐衰退甚至萧条，人类又开始进入存量争夺，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图：技术扩散与马尔萨斯陷阱，来源：智本社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四次技术扩散的尾声，经济衰退，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
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扩散红利在19世纪开始逐渐消退。到1830年代，世界进入马尔萨斯陷阱。从1830年代到1860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各种运动最为疯狂之际。期间，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风暴达到高潮。
马尔萨斯陷阱的内涵是存量厮杀、零和博弈，具体表现为政治斗争、国家战争、军备竞赛、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经济危机等。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如第二次、第三次技术扩散末期，分别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详见《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
这里，我们着重讲经济危机。技术扩散与金融之间存在深度纠缠的关系：
技术扩散初期：技术创新，预期膨胀，资产泡沫。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在1995年将新技术成熟演变速度划分为五个阶段，硅谷精英们将其与投资期望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技术成熟度曲线也叫炒作周期，是技术扩散曲线在媒体及投资领域的反映。一项新技术刚出现，经过新闻媒体和学术会议的大肆宣传之后，投资预期快速上升，大量炒作资金涌入资本市场，“风口上的猪”飞起来，各种技术概念股价格膨胀。
这就是超调现象，也叫非理性繁荣。典型的案例有1857年铁路泡沫、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17年的区块链泡沫。
技术扩散中期：技术应用，金融创新，规模效应。
当时技术处于早期大众接受期时，技术大规模应用到产业领域，经济出现规模效应。这时，技术扩散吸引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刺激金融创新。历史上，每当经济进入景气周期，技术扩散都刺激大量的金融创新【6】。
第一个景气周期刺激股票交易制度及现代银行制度广泛应用；
第二个景气周期催生了信托、保险等现代资本市场；
第三个景气周期催生了天使投资、创投及产业基金；
第四个景气周期刺激了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银行兴起，催生了各种金融衍生品。
图：技术扩散与金融创新，来源：智本社
金融创新反过来促进技术创新及扩散应用。19世纪股票及债券市场，帮助铁路、钢铁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融资。20世纪70年代之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为科技公司融资，投资银行为房地产融资。
技术扩散末期：资本退出，资金空转，泡沫危机。
每当技术红利消失，投资收益率下降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业中退出，进而投入金融市场中空转，推高资产价格，引发泡沫危机、债务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扩散中期、金融创新时期，也可能因投资过热引发经济危机。例如，从1788年到1825年，英国一共发生了7次过剩性经济危机。由于蒸汽机应用到纺织工厂领域，纺织品产能大幅度提高，市场迅速饱和，多次引发过剩性危机。
所以，技术扩散中期的投资过热与技术扩散末期的泡沫危机并不太容易区分。不过，一般而言，随着技术扩散加剧，金融市场愈加趋于泡沫危机，更多资金从实体撤离然后投入金融市场。
例如，到了十九世纪初，面对频频爆发的产能过剩性危机，英格兰银行的业务逐渐转向公债市场。从1821年到1825年，英国人豪赌美洲市场，伦敦交易所共对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发行了4897万英镑公债。
1825年下半年，中南美投资泡沫崩盘，纺织机械价格大跌80%，超过3000家企业倒闭。由于本轮增长得到大力国债和信贷支持，这次过剩性危机外溢到金融系统，股票价格暴跌，近百家银行破产。1825年底，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24年底的1070万镑降至120万镑。
又如，从1837年到1929年，将近100年间，一共发生了10次经济危机，平均10年左右一次。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与股票投机，尤其是铁路股票投机有关；越到后面，产业投资收益率越低，股票投机越严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每十年就会出现铁路投资泡沫。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这样评价：“1865年至1895年之间的这代人早已被抵押到了铁路上”。
1873年9月，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杰依-库克金融公司因铁路投机破产引发蝴蝶效应，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
此后，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因铁路投资泡沫以及股票投机，引发了三次金融危机。1907年这次著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1929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大萧条。
正如熊彼特所说，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
为了拯救危机，或拒绝衰退，政府往往借助金融手段维持短期增长。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住房贷款银行法》，推动房地产资本化。（详见《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房地产绑架的？》）
197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投资银行兴起，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房地产借助金融浪潮开启证券化之路。
千禧年后，美国经济在互联网泡沫危机中衰退，美联储实施长期极低利率政策以维持经济增长。
这时，新兴技术红利逐渐消退，宽松政策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引发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进而引爆了继1929年之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如今，人类进入近代第四次技术扩散的尾声，下一轮技术革新的前夜，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消失，技术扩散带来的经济增长日益衰退。同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工程、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基础性创新尚未进入规模经济期，经济增长动力日渐衰竭，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区。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欧洲进入90年代后经济全面降速，如今早已步入低增长。美国虽然占据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权，但2008年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经济低迷。
技术扩散促使东亚产业转移呈现雁行结构，东亚经济增长及衰退也呈现雁行结构。
“领头雁”日本经济率先起飞。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创造了“隅田河奇迹”。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后，技术红利衰退，日本经济下滑，1974-1990年GDP增速降至3.7%。1990年经济泡沫后，日本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低增长。
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经济起飞于朴正熙时代。从1961年到1996年间实现了36年年均8.8%的高速增长，史称“汉江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增长开始下滑。2000年后，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速进一步下滑到3%左右。
中国台湾从1951年到1989年的39年间属于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8.8%。1990-2010年年均增长5.1%，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近些年，与韩国类似，进入相对低增长。【7】
日韩及中国台湾的经济拐点时间，符合呈现雁行结构，也符合技术扩散的路径及时间。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将中国2010年的实际GDP增速，与日本1968年、韩国1991年、中国台湾1987年的GDP增速对标，推测未来中国经济走势。
随着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中国未来经济如何走向？
高善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20年及后8年的实际GDP走势，与日韩台平均（对标时间）比较接近。可以推测，这一轮技术扩散红利大概在2010年开始递减，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高善文预测，未来10年，中国实际GDP平均增速在4.8%左右。
如此，世界是否会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摩尔定律的失效，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全面衰退，经济低增长的阵痛已经显现。如今，近代社会以来的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将以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等方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尔萨斯陷阱3.0时代，国家干预主义抬头，以货币超发的方式掠夺财富。货币超发其实是一种假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存量争夺。过去十年，世界已进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开的存量财富掠夺。
如今，房地产从证券化进入货币化，各国债务规模空前膨胀，世界经济进入理性预期的泡沫时代。
技术红利与金融泡沫深度纠缠，当技术红利消失，金融泡沫则变本加厉。在下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之前，宽松货币将持续，大量资金要么涌入房地产及金融市场继续制造资产泡沫危机，要么涌入新技术概念股及市场中炒作制造技术泡沫危机（类似于2017年区块链）。
世界经济的未来最终还得靠科技研发及制度建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律”。黄金律告诉我们，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比率，可以持续维持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
真正杰出的公司，能够经得住资本泡沫的诱惑，能够持续对人才投入资金与关爱，而不是将员工无故投入大牢以儆效尤、压低成本。
参考文献
【1】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
【2】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商务印书馆；
【3】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浙江大学出版社；
【4】创新的扩散，罗杰斯，电子工业出版社；
【5】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邵宇，新财富；
【6】世界深度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将重塑全球创新版图，米磊、赵瑞瑞、侯自普，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7】德日韩台经济L型增长，任泽平，泽平宏观；
【8】知止不殆，高善文，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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